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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物志

杨世彬的乐观和悲观

文字 / 黄素怀(访问)翻译 / 魏施敏摄影 / Tuckys Photography

年近七十的资深演员杨世彬老师,因为参加了《挣扎:多年以后》的演出,郑重其事的坐在我的对面,接受我的访问,让我惶恐又期待。访问还没开始,我在这位能说六种方言的老人脸上,看到的就是历史。

唱歌跳舞的剧场启蒙

杨世彬1948年生于战后的新加坡。

用他的话说,对表演艺术的启蒙是从“唱唱跳跳”开始的。在三山小学读书时,就在老师的带领下学习唱歌跳舞,之后,他也参与校友会的各种活动,有舞蹈组和声乐组,还学习秦琴。

回忆起童年时光,他掉入这样一种情境里,艾美丽山上的小学校舍,通向总督府有着一个旋转的铁门,同学们出入自由,他时常经过。

毕业后的杨世彬,进入了风口浪尖上的华侨中学,这里曾在当时上演了轰轰烈烈的学运[1]。在学校的戏剧会,对灯光和化妆比较有兴趣的杨世彬并没有演戏,而是担任后台工作。但在一年一度的叙别会上,他还是参与了歌舞表演。中二那年,由于局势混乱,戏剧会的活动就中止了,很多校友会都被封。后来,学校甚至出现了打校长的事件。家长开始紧张,中四那年,杨世彬转学到了依布拉欣中学。

1965年,李光耀发表了独立宣言,一个前途未卜的国家就此诞生。

同样在1965年,17岁的杨世彬注意到了刚刚成立的“新加坡表演艺术学院”——由刚从澳洲回来的郭宝崑和吴丽娟创办。1966年,学院公演了一出戏——《考验》,吸引到了杨世彬的目光。他形容这个演出:“形式很新颖,演员很厉害,语言很强。对于在新加坡喜欢话剧的人来说,是耳目一新的。”但《考验》和这个新兴戏剧团体,也接获了很多尖锐的批评,许多“进步人士”直指他们在搞“形式主义”。杨世彬分析说,《考验》的布景、灯光和音响,都不同于之前在新加坡上演的话剧,非常新颖、细腻。而当时其他团体的剧本,大多来源自中国,并不是太适合新加坡的环境,但所谓的“形式主义”,他其实是一知半解的。紧接着,学院又推出了本地原创的《生命的决堤》,讲了个未婚先孕的故事,又引发了一场爆炸性的讨论。杨世彬还记得《生命的决堤》是一个三房式的布景,半写实半风格化,音效也十分专业,连抽水马桶的声音都十分逼真。从《考验》到《生命的决堤》,杨世彬更喜欢贴近本地生活的创作《生命的决堤》。但有一个问号始终在杨世彬脑里——真的是“形式主义”吗?于是他决定一探究竟。恰逢学院也在招生,他就前去面试。

当时,学院由靠近纽顿的云峰大厦搬迁到了位于Sommerville路的单层独立洋房。面试时,杨世彬被要求朗读文天祥的《正气歌》——“天地有正气,杂然赋流形。下则为河岳,上则为日星。于乎曰浩然,沛乎塞苍冥。”他在中学时就很喜欢这一段,所以读起来很顺。可能正因表现突出,杨世彬就被郭宝崑留作团员,有别于一般学员,他能免学费获得学习的机会。

于是,杨世彬怀揣着各种未知,开始了在学院的“上课”——形体课、表演课、语言课——都是他从来没接触过的。表演课学习如何集中注意力,训练听觉、视觉、嗅觉,和观察的能力,形体课由有舞蹈背景的吴丽娟授课。这些课程让杨世彬觉得很新鲜,每个周末对去上课都充满了期待。

杨世彬回忆,因为在学院的学习,活到19岁的他才开始有“标准华语”的概念。当时的老师,有很多是郭宝崑“丽的呼声”话剧组的成员,通过老师的专门指导,杨世彬从一个讲“你不戚(去)我戚(去)呲(吃)饭了”的少年,成了一个懂得平舌和卷舌差别的演员。

自此,杨世彬就这样一步一步,一边学习,一边实践,在戏剧领域大步向前。他形容后来郭宝崑还笑说——他就这样“上了贼船”。那是1966年的12月。

特殊时期的挣扎

课程还在进行中,杨世彬就得到了一个实践机会——1967年郭宝崑翻译的南非剧本《黑魂》的演出。因为在华中有做灯光的经验,杨世彬被分配到了灯光组。同年,郭宝崑又把曾在澳洲做过的布莱希特的《高加索的母亲》带入新加坡,又一次震撼了本地剧坛。杨世彬也在剧中接获了自己的第一个角色。排练期间,因为布莱希特的政治倾向,郭宝崑对场次进行了删减。杨世彬认为,郭宝崑的目的是推介布莱希特的作品——有别于当时常见的写实主义中国话剧,却不想被人以意识形态绑架。《高加索的母亲》也让剧团的队伍也不断壮大。人多了,集体活动也多了。例如哲学课、辩论会等活动的举办,让大家更关注社会问题。1968年,大家一起创作了《喂!醒醒》——是后来创作《挣扎》的前奏。《喂!醒醒》的上演,引发了很广泛的讨论,报纸上的评论就有二十多篇。这个演出的成功,使得杨世彬等一众年轻人备受鼓舞。

次年9月,学院组织了鲁迅纪念晚会。鲁迅的许多思想,如“不在沉默中爆发,就在沉默中死亡”等语录,都对杨世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此外,例如契诃夫、高尔基等作家的纪念会,都让他受益良多,为参与创作打下基础。12月,大家又集体创作了《挣扎》一剧,开演前两个礼拜,却接到了被禁演的消息。不能公演虽让众团员难以接受,但他们并没被吓坏,临时排出了短剧晚会,也得到了观众的支持。当时学院宣布允许退票,但没有人退票。杨世彬说,学院累积了一批忠实的观众,包括很多体制内的文化名人,他们也继续出席了学院的其他活动。

《挣扎》的风波过去后一两个月,华人新年到来,大家照例进行“新春团拜”,学员们挨家挨户的互相拜年。充满凝聚力的集体,又投入到下一个演出《青春的火花》的准备中去,没想到《青春的火花》亦被禁演。之后几个演出相继被禁,让大家觉得学院被政府“盯”上了。而郭宝崑与吴丽娟夫妇的抗争精神,特别是吴丽娟院长经常去文化部门据理力争,也为后来的逮捕行动埋下伏笔。

郭生情结

在与杨世彬的交谈过程中,大概有一半的时间,他都在讲一个人——“郭生”——郭宝崑先生对他而言,亦师亦友。他叫他郭生,也叫他宝崑。长期的合作,让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关系。

1973年,学院正式被冠上“实践”之名,成为“实践艺术学院”。

1976年,郭宝崑因政治原因被政府援引内部安全法令,无审讯、无限期扣留,隔年被褫夺公民权。这个事件,对杨世彬和整个剧团的打击都很大。杨世彬还记得,“郭生”是3月17号被抓的,前一天还是他小孩子的满月聚会,当晚,郭宝崑夫妇就双双被带走。同时期被逮捕的文化艺术团体负责人有50人之多。4个月后,吴丽娟院长被释放出来照顾孩子,而郭宝崑则在4年半后的1980年才被释放。

没有了郭宝崑的领导,之后几年,实践艺术学院和南方艺术研究会[2]的教学和活动虽还在进行,只是没有之前那么蓬勃了。杨世彬说有一句话,一直都在他脑中——“石在火种是不会灭的。”虽然郭宝崑在狱中,但大家还是在他的精神指引下继续“实践”。即便当时有些家长反对孩子来学院上课,但学院的活动并未停止,只是由公开演出转向内部汇报。

郭宝崑出狱后,新加坡的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,趋向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。而从这个时候开始,郭宝崑的作品也更加冷静、独立。1982年,郭宝崑改编了南非剧作家Athol Fugard的名作《希兹尉•班西死了》,杨世彬扮演了主角——一名摄影师。他提到,这个角色也激发郭宝崑写作出他后来的名剧《棺材太大洞太小》,而这出戏也成为杨世彬最喜欢的作品之一。

1999年,杨世彬参演的《红鹰》是他与实践合作的最后一个演出。几年后郭宝崑的逝世对他的情绪产生了很大影响,再加上他的事业重心也由戏剧转向了教育,就暂离了剧场(但持续的相声表演让他并未真正告别舞台)。直至今日,他加入《挣扎:多年以后》的团体,才又开始了另一程。

乐观与悲观

被问到一个多礼拜以来排练的感觉,杨世彬的感觉非常良好,他发现其他演员呈现的片段非常精彩,也很享受这个集体创作的过程。相较于以前《挣扎》的集体创作,他说“郭生”总是要把大家的表演录音下来,而晓义则是自己手写记录。对于演出的结果,他表示一点都不担忧,他对这个戏的结果是非常乐观的。他对华文剧场的发展也是乐观的。

当被问到悲观,他坦言对华文教育的未来感到悲观。做了几十年华文教师的他,感到学生的华语水平一代不如一代。不仅如此,年轻人也不了解上一代的事情。许多当时被划为左派,被迫入狱的人,后来也不和孩子谈论其缘由。一直到现在,还要顶着一个左派的头衔。他觉得历史是复杂的,有些部分可以理清,有些部分理不清,但不应该避而不谈。

我们的谈话,终止在对未来的构想里。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,在这个多元文化的土地上,杨世彬国民身份几度转换,数门语言牢记心中。他有过忧国忧民的时候,也有过迷惑不解的时候。杨世彬用一个剧场人和教育者的语言,告诉了我许多过去的事情。这让我感到,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更,一个时代总是连接着下一个时代,一代人总是影响着下一代人,从未脱节。



[1] 指1954年5月13日爆发的反殖民、反服役学生运动。学生曾在中正中学总校和华侨中学集中并静坐示威。

[2] 1972年,由于团员过多,一部分人离开了学院,成立了南方戏剧研究会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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